民主行动党（DAP）顾问兼峡眼国会议员林冠英周二发表文告，对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纵容其团队成员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表示“深感遗憾”。这场突如其来的“内部纷争”，将政党内部在外劳政策上的分歧公开化，引发外界对政党纪律与中央政策统一性的关切。
政策分歧的核心
林冠英在文告中首先明确表态：他“支持调高马来西亚本地员工的每月最低薪金”。但他对三项具体措施提出异议：将最低薪金从1700令吉提高至2000令吉的政策扩大至外劳、强制雇主与外劳各缴纳2%雇员公积金（EPF），以及中小企业在向人民银行和中小企业银行申请融资时面临的障碍。他解释称，这些攻击“仅仅因为我不认同强制企业遵守调高外劳最低薪金的政策”，而非针对本地员工。这一区分在舆论场中被多次模糊，也是此次纷争的“导火索”之一。
攻击的“前锋”：邓章钦
林冠英指名，对他发动攻击的“前锋”是马来西亚中小企业机构（SME Corp Malaysia）主席邓章钦。自2026年5月18日获沈志强委任以来，邓章钦在脸书上发表批评林冠英及党领袖的帖文，“竟然比发表有利于中小企业的事务还要多”。更令人诧异的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也“无法幸免”，遭到邓章钦“不诚实及毫无根据的批评”。林冠英特别强调，林慧英从未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废除雇主及外劳各缴纳2%公积金”的言论。
外劳薪酬的“平等”之辩
对于最低薪金问题，林冠英提出了一个关键质疑：如果外籍家庭佣工可以根据《最低薪金指令》获得豁免，为何其他外劳不能获得同样待遇？他认为，邓章钦所谓“所有员工不分国籍都必须获得平等待遇”的论调，“既不专业，也存在选择性执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提醒众人，即使这种“差别待遇”在某些情况下“违反国际劳工组织（ILO）公约”，马来西亚也“未因此受到国际劳工组织的任何制裁”。这一论点直指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风险——以“国际标准”为名，行“双重标准”之实。
雇主的真实成本账
林冠英列出了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雇主课请一名外劳的实际月支，并非表面上的1700令吉最低薪金，而是介于2700令吉至3100令吉之间。这笔额外开支包括外劳“人头税”、膳食、交通及住宿等费用。“尽管课请外劳的成本更高，但由于难以找到可靠的本地员工，雇主别无选择，只能课请外劳。”他补充道，“事实上，只要能够找到可靠的本地员工，本地雇主并不介意支付更高的薪金。”这一观点从中小企业主角度揭示了“外劳依赖”背后的结构性困境——问题本质不在“雇主不愿意”，而在“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
公积金缴纳率的“伪平等”论
在公积金议题上，林冠英的论证更为直接。他指出，外劳及其雇主分别只须缴纳2%，而本地员工须缴纳11%，雇主须缴纳13%。“既然2%根本不等于11%或13%，又何来平等可言？”他质疑道。此外，他还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早在2003年便终止外国雇员向中央公积金（CPF）缴纳强制性及自愿性供款的制度，而国际劳工组织“也没有因此对新加坡采取任何制裁行动”。据林冠英的推算，如果外劳拒绝缴纳2%（因为这一规定并不在原本的雇佣合约之内），雇主将被迫“代垫”全部4%，“不仅要支付本身应承担2%，还必须代外劳支付另外2%的缴纳额”。他主张，新最低薪金和公积金规定应“只适用于新课请的外劳”，而非“一刀切”地施行于所有现有外劳，因为这会“为雇主带来不必要的额外财务负担”。
政治“内耗”背后的警示
林冠英在文告末尾强调，他“完全支持”沈志强不同意他的政策立场，但“纵容他所委任的中小企业机构主席以如此不专业及不诚实的方式攻击我和林慧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建议，沈志强“反而应该劝告他所委任的中小企业机构主席，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履行职责、扶持及赋能中小企业，而不是进行与其职责无关的政治攻击”。这段“同室操戈”的公开化，不仅暴露了DAP内部在经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也反映出马来西亚在平衡“劳工权益”与“中小企业生存”之间的政策困境。无论最终哪一方的观点占上风，这场辩论本身都将对未来的外劳政策走向产生深远影响。